如果中美欧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能达成一些共识，意义将是十分重大的。其中一个关键正如中方在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》所提到的，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，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；反对利用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，恶意阻断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。能否抱持这种健康的、建设性的心态，不仅关系到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效，也关系到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。

　　会后，我国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，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，进一步扩充和强化人民银行相关职能，形成了“一委一行两会一局+地方监管局”的新金融监管格局。

　　一个背景是，目前，我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、艰巨程度明显加大；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，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。